本文见《财经》杂志2009年第4期 出版日期2009年02月16日 

北岛/文

　　我从1970年开始写诗，至今已近40年了。我成为诗人，显然和我们那代人的特殊阅历有关。

　　中国古人说：行千里路，读万卷书。首先是“行千里路”，这一条比后者更重要，因为这种见识更直接，更容易从经验的层面颠覆所有说教和信条。从“文革”初期的“大串联”起，我们就开始免费旅行；接踵而来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，让我们远离城市远离故乡，越走越远；到了改

本文见《财经》杂志2008年第16期 出版日期2008年08月04日

失聪的首批牺牲者是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，本来就耳背，这回干脆什么也听不见了：我们放声高歌，朗诵诗文，激烈辩论。噪音成了我们的保护屏障

（一）
　　我六七岁时发明：一边哼音乐，一边插入几声汽车喇叭。这两种声音叠加在一起，于我，就意味着大都市。如今梦想成真，我被大都市的各种噪音（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电钻声）折磨得发疯，彻夜难眠，这才好歹明白，所谓大都市与那农业帝国的孩子的口头创意无关。
　　上世纪60年代初的北京，静得像个大村庄，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。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，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。除了种瓜种豆，还养了一笼鸡，有只孤傲的公鸡每天报晓，把我吵醒。公鸡打鸣如歌手练声——听众提心吊胆跟着，沿云梯爬升，骤停，悬在半空。弓家还养了只火鸡，摇晃脖上肉垂发出咯咯喉音，像得了哮喘病的老头。它健硕且驯顺，让我们这帮孩子轮流骑在背上，昂首阔步。
　　我翻身，刚想睡个回笼觉，成群麻雀呼啦啦落在房顶，叽叽喳喳，啄着铁皮排水管，发出空洞的回声。 　。。。

本文见《财经》杂志2009年第2期 出版日期2009年01月19日  

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？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，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，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？

1976年1月8日，时任总理周恩来逝世。图为人们正在阅读报纸上刊登的讣告。

（一）
　　1976年8月上旬某天下午，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，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，回家找出刮胡刀片。打开笔记本扉页，在徐金波指导下，我右手握刀片，迟疑片刻，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。尖利的疼痛。由于伤口不深，仅沁出几滴血珠，我咬牙再深划一刀，血涌出来，聚集在掌心。我放下刀片，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：“珊珊，我亲爱的妹妹”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　　大约十天前，1976年7月27日傍晚。家中只有我和母亲，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，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，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，他们每周末回家。
　　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，叫姜慧，她娇小可爱，丈夫是高干子弟。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，涉及“文革”中 　。。。

本文见《财经》杂志2008年第14期 出版日期2008年07月07日  

在各种光照下，那些店主和顾客的脸显得神秘莫测，只要把那瞬间固定下来，就是一幅民俗生活的长卷。偶尔有一缕阳光漏进来，缓缓移动——那是最古老的时针

（一）
　　2001年底，我重返阔别13年的故乡。飞机降落时，万家灯火涌进舷窗，滴溜溜儿转。我着实吃了一惊：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。那是隆冬的晚上。出了海关，三个陌生人举着写着“赵先生”的牌子迎候我。他们高矮胖瘦不一，却彼此相像，在弧光灯反衬下，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。欢迎仪式简短而沉默，直到坐进一辆黑色轿车，他们才开始说话，很难分辨是客套还是威胁。灯光如潮让我分神。
　　在儿时，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，比如今至少暗100倍。举个例子：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，共有三盏日光灯：客厅8瓦，卧室3瓦，厕所和厨房共用3瓦（挂在毗邻的小窗上）。也就是说，当全家过年或豁出去不过日子的话，总耗电量才不过14瓦，还没如今那时髦穿衣镜环形灯泡中的一个亮。
　　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 　。。。

关于北京，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，随季节变化而变化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人像狗

（一）
　　关于北京，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，随季节变化而变化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人像狗。要不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，四顾茫然，张着嘴，东闻闻西嗅嗅——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。
　　冬储大白菜味儿。立冬前后，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菜站，大白菜堆积如山，从早到晚排起长队。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，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，邻里间互相照应，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。
　　大白菜先摊开晾晒，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，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。冬天风雪肆虐，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，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，提示着它们的存在。
　　煤烟味儿。为取暖做饭，大小煤球炉蜂窝煤炉像烟鬼把烟囱伸出门窗，喷云吐雾。煤焦油和水汽从烟囱口落到地上，结成一坨坨黑冰。赶上刮风天，得赶紧转动烟囱口的拐脖儿——浓烟倒灌，呛得人鼻涕眼泪，狂嗽不止。更别提那阴险的煤气：趁人不备，温柔地杀你。
　　灰尘味儿。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——北京冬天的底色。它是所有气味儿中 　。。。

本文见《财经》杂志2008年第9期 出版日期2008年04月28日  

文化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（包括血腥的暴力），正来自那些男孩和女孩。他们似乎一夜长大成人，卸掉伪装，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

　　在记忆深处，那些玩具早已陈旧褪色，好像它们先我而生，埋伏在我成长的途中。

　　头一个玩具是铁皮汽艇，在舱内置放一盏小油灯，热能转化成动力，汽艇突突冒烟沿澡盆转圈。与它并存的还有个微型发电机，一转动轮子小灯泡就跟着亮了，忽明忽暗。其实这是我父亲的玩具，为满足他自己未实现的童年夙愿。

　　在汽艇与发电机后面，一辆辆玻璃汽车熠熠闪光，排成长队。其实那是用来装花花绿绿糖豆的汽车形玻璃瓶，车后备用胎是瓶盖。那汽车代表了甜味消失后有形的渴望，竟无一幸存，毕竟玻璃是易碎的。

　　我从儿子对武器的热爱看到我自己，看到世代相传的男人的宿命。海明威的《永别了，武器》这一书名中，“arms”是双关语：武器与女人怀抱，展示了男人的困境；告别武 　。。。

时间在对视中溜走。它死了

　　凯旋的喜悦骤减，我惊奇于我对猎物的冷漠。它似乎也在观察我，那鱼眼中有一种冷漠，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。时间在对视中溜走。它死了
　　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，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：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，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

钓鱼
　　第一次钓鱼时我十一二岁。头天下了课，我忙活了一下午。钓鱼工具是自制的：妈妈晾衣服的竹竿当鱼竿，缝衣针弯成鱼钩，一小截铅笔做浮漂。趁妈妈没注意，我最后往当钓饵的面团揉进几滴香油。一夜难眠，早起，我扛上鱼竿，向德胜门护城河进发。
　　北京有句老话，说“先有德胜门，后有北京城”。德胜门在元大都时叫健德门。1368年，徐达率十万大军破城而入，元顺帝从健德门逃跑，遂改称“得胜门”。明成祖朱棣号称以德治天下，再改为“德胜门”。1420年，宰相刘伯温重建北京城，元大都北城墙南移两公里，修了城门和瓮城，扩展了护城河，廓清此后近六百年北京的城貌。北京内城有九个城门，各有各的用 　。。。

胡同构筑的迷宫、雨后的水坑、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，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。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，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

从胡同深处回望，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。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：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

（四）
　　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１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，就得从“大院儿”与“胡同”说起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。一般说来，“大院儿”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，“胡同”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；“大院儿”代表权力，“胡同”贯穿历史。两者间的对抗与消长，构成1949年后北京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
　　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，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。比如，我们大院儿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，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，相濡以沫，即使削官革职，照样好吃好喝，难怪其后代自称“最后的贵族”。
　　“大院儿”分三六九等，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。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，但基本属于残次品，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。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 　。。。

本文见《财经》杂志2008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08年02月04日  

那烤白薯的糊味，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。由此出发，我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……

□北岛/文

那烤白薯的糊味，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。由此出发，我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……
谁承想郑和这大船自重建之日起，就注定要穿过一场大风暴，搭船的人灰头土脸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可孩子们乘的是另一只船，梦想之船，与现实世界基本无关

（一）
　　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，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。这土路丈余宽，坑洼不平，一小窝棚横在路中，冒出浓烟，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。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：脏，走这边。
　　那烤白薯的糊味，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：三不老胡同1号。由此出发，我走了很多年，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……
　　那个冬天的早上，我抬头望去，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，直到屋檐后 　。。。

　　元月2日晚，家中来客，一起包饺子过年。电话铃响，是《香港文学》主编陶然，他说：“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。”我顿时呆住，妻子询问，复述时不禁泪如泉涌。又接到蔡三强的电话，说起他父亲一向打鼾，半夜鼾声一停人就走了。他还说找到很多照片，与《今天》及“星星画展”有关。不想扫客人的兴，我步入院中。女儿随即送来大衣，关切地盯着我，我摆摆手让她进屋，兀自坐在暗中。
　　去年7月，在香港与陶然等人相聚，席间说起关于蔡老的传记《少女万岁》。我要来电话号码，当晚打过去。蔡老听到是我，甚喜。我约他到香港相见，他长叹道：“恐怕不行了，我88岁，老喽。”东拉西扯，从朋友到海洋。谁成想，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。
　　满天星斗连成一片，璀璨迷离。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，否则人生更轻更贱。我们都走在这路上，谁都没有免于死亡的特权。也许重要的是，你与谁相识相伴相行，与谁分享生命苦乐，与谁共有某些重要的时刻，包括最后一次。

（一）
　　1975年冬，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，那年我26岁，他57岁，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。艾青到北京治眼疾，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仓4号，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。家中陈 　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