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同构筑的迷宫、雨后的水坑、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，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。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，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

从胡同深处回望，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。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：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

（四）
　　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１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，就得从“大院儿”与“胡同”说起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。一般说来，“大院儿”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，“胡同”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；“大院儿”代表权力，“胡同”贯穿历史。两者间的对抗与消长，构成1949年后北京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
　　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，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。比如，我们大院儿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，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，相濡以沫，即使削官革职，照样好吃好喝，难怪其后代自称“最后的贵族”。
　　“大院儿”分三六九等，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。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，但基本属于残次品，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。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 　。。。

本文见《财经》杂志2008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08年02月04日  

那烤白薯的糊味，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。由此出发，我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……

□北岛/文

那烤白薯的糊味，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。由此出发，我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……
谁承想郑和这大船自重建之日起，就注定要穿过一场大风暴，搭船的人灰头土脸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可孩子们乘的是另一只船，梦想之船，与现实世界基本无关

（一）
　　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，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。这土路丈余宽，坑洼不平，一小窝棚横在路中，冒出浓烟，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。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：脏，走这边。
　　那烤白薯的糊味，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：三不老胡同1号。由此出发，我走了很多年，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……
　　那个冬天的早上，我抬头望去，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，直到屋檐后 　。。。

　　元月2日晚，家中来客，一起包饺子过年。电话铃响，是《香港文学》主编陶然，他说：“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。”我顿时呆住，妻子询问，复述时不禁泪如泉涌。又接到蔡三强的电话，说起他父亲一向打鼾，半夜鼾声一停人就走了。他还说找到很多照片，与《今天》及“星星画展”有关。不想扫客人的兴，我步入院中。女儿随即送来大衣，关切地盯着我，我摆摆手让她进屋，兀自坐在暗中。
　　去年7月，在香港与陶然等人相聚，席间说起关于蔡老的传记《少女万岁》。我要来电话号码，当晚打过去。蔡老听到是我，甚喜。我约他到香港相见，他长叹道：“恐怕不行了，我88岁，老喽。”东拉西扯，从朋友到海洋。谁成想，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。
　　满天星斗连成一片，璀璨迷离。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，否则人生更轻更贱。我们都走在这路上，谁都没有免于死亡的特权。也许重要的是，你与谁相识相伴相行，与谁分享生命苦乐，与谁共有某些重要的时刻，包括最后一次。

（一）
　　1975年冬，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，那年我26岁，他57岁，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。艾青到北京治眼疾，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仓4号，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。家中陈 　。。。

北岛的文字，改变了我对文学的审美。在他的文字中，我感受到流淌的血液的热度，阅读着平凡的人们的历史，体验到时间与空间的诡异组合，亦被这些文字所打动。

这几年来，断断续续的将他的文章转载了过来，为了阅读的方便，我将这些文字贴在这个专集里面。

理查德·波斯纳：《并非自杀契约：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》（not a suicide pact: the constitution in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），苏力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。

“9·11”之后，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措施：监听公民的电话、联邦调查局查阅图书馆的借阅记录、建立军事法庭审理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嫌疑恐怖分子，等等；所有这些都大大挤压了长期和平时期美国宪法保证的、民众已习惯的公民自由。由此提出了一个关键性两难，在一个恐怖主义对公民自由和安全的威胁增大的时代，能否以及如何平衡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利益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冲突？法院、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角色又应当是什么？美国著名法官、法学家波斯纳在本书论辩说，在严重恐怖威胁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急剧扩散的时期，适度压缩公民的宪法性自由因其必要而是正确的。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，不给恐怖疑犯与普通疑犯同等的宪法性权利；宪法必须保持其流 　。。。

去买新一期《新世纪周刊》（以下简称“新刊”），据说是胡舒立团队出版的第一期刊物。报亭大姐很是疑惑：为何这期杂志格外好卖，以前都没人要啊？

重要之处就在此，因为这是胡舒立团队做的刊物。

关于胡舒立的传说很多，并不只是从《财经》才开始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老前辈说起的创刊时的轶事：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有三项基本原则，一时不要与陈西林讨论版面问题，他能把你绕进去，最后你持他的观点与他争论；二是不要与胡舒立讨论经济问题，她能把你搞得头大，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。

她不只是传说，不迷恋不行。

人们还在疑虑《财新》为何仍未出刊，她已经饮马海南，执掌《新世纪周刊》。年前29日，港媒传胡舒立担任《新世纪周刊》总编，原《财经》团队整体进入。30日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通过官方网站公布了这份任命。31日，2010年1月4日的刊物面市。

刊物发布显得相当低调，甚至在“胡舒立·我们网”都 　。。。

读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辞。她的目光所及，是新世纪的十年时光。
一晃，十年过去了。

十年发生了什么？
2000，在成长与叛逆的矛盾中读自己的高中二年级；
2001，上一所并不理想以至于极度厌恶的大学；
2002，拥有了她，今生相伴。她不计较我住地下室，她包容我的歇斯底里，她爱我的父母、亲人……
2003，成绩不好，还每天逃课；
2004，发了某一篇还不错的文章，找了一份其实很惊险的工作；
2005，我竟然做起了记者；
2006，天上掉馅饼，做了总编助理；
2007，南柯一梦，工作的第一份报纸“被死”了；
2008，为了所谓的梦想，去办了一份杂志；
2009，回到选择的十字路口。

这十年，就这样来不及回

论文造假，为时已久。愈演愈烈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井冈山大学的两位教师在国际刊物上伪造数据竟然刊发了70多篇论文，更牛的是，这两位教师是在两年内完成的，而且从发表的不是自己专业内的论文。一看到这个新闻就乐了：总是这么贪婪，造假造到这个份上，难怪人家会查。

这使我想起读书时候的考试。有同学不上课，牛的是考前也不看书，考试的时候自然很紧张。搞点小动作很正常，都能理解。要是碰上被学生普遍评定的“杀手”级老师，自然是苦不堪言。不过，这年头，谁都不容易，老师们也很同情学生，“中原一点红”或者“灭绝师太”这种超级杀手还是比较少的，因此大部分能够过关。这样一来，就出现了一种现象，不仅要搞假，而且要搞出水平来，必须要搞高分。有了这样的经历，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造假，为什么会贪婪的在两年之中造70篇之多（他要是没这么贪婪，搞个三五篇，能够混上职称，没准人家也就不查了）。

有些观点很同情这些造假者：现在为学者压力太大了，职称要论文、拦项目要论文、搞课题要论文，没有论文，你再有水平谁都不认。论文就是饭碗、论文就是地位、 　。。。

浮躁，一直浮躁。也就好久不曾读书。

前些日子拜访大伟老师，他送我《北京往事》。这本书我早就知道，没想到自己还能见到作者。

尽管那一代人有他们的抱怨：贫穷、落后、对命运的无助感。可那不也是一种好的感觉吗，天马行空，或上山下乡，或行伍生涯。反正自己说了不算，那就尽情的挥霍人生吧。殊不知，那也是一种历练。不用像后来的少年们，在懵懂的青春年少就被动的读书、升学，每个人的区别只是成绩的好坏，上大学与不上大学的差别。有如工业化流水线制作。

我羡慕那些神秘的人生际遇，尼克松和他有了关联，影响了他一生都耿耿于怀的生日；和陈凯歌、黄健中那样日后鼎鼎大名的导演的不期而遇；与王朔一起的军旅生涯。那些后来的英雄们。马克思说，是大众创造了历史，可历史真正记得的，又有几位大众？一旦《时代》将几位中国的女工置于封面，也只是给媒体多了几份谈资。

当然，不只是为了记录英雄，那些琐碎的家常，那些不甘寂寞的挣扎，我想，才 　。。。

看了好多天，也来说说话。
除了律师本身、律师的家属，我想，可能不会有很多人，比我和律师们的交往更多了。一年半的律师媒体经历，我一头扎进了这个行业。屁股决定脑袋，这个说法也许不一定正确，但在什么山唱什么歌，当你了解它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抱有更大的同情心态去看待它，你会希望这个人、这个行业、这个群体更优秀，得到更多的认同。谈不上“眼里常含泪水”和“爱这土地”的关系，但总归是有感情的。
可我不想只说好话，辩护是需要。但痛定思痛，首先看看痛在哪里。信手写来，诸君不要对号入座。
李庄被捕的消息一出来，我首先意识到的是：不管是真是假，这都是中国律师的劫。律师们可能要叫冤，但叫什么呢，打碎了牙，自己先吞下去。
13日晚，周末，看晚间新闻，央视突然报道李庄律师被捕。我就到网上搜，但此时，仍没有其他媒体刊发报道。到14日上午有一家报道，此后，关于此案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，随即就看到了某报的那篇奇文。
这篇奇文确实让我莫名惊诧，关于其中的行文措辞、具体说法，同行们、律师们已经纷纷论述，此不赘述。我莫名惊诧的是，这样的报道竟然能在该报刊登出来，我的第一意识是，这篇报道是不是被。。？这一刻，这 　。。。